编者按：在本月17日举行的第二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上，来自中国、泰国、新加坡、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8位专家学者发表主题演讲，就“一带一路”建设阐述各自最新见解。本报将专家的观点加以整理，分两期刊登，以飨读者。

    颇欣：泰国经济学家看好“一带一路”的开放合作特性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不断减少贫困，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在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指引下的结果，值得东盟各国学习。”泰国前国会主席、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颇欣·蓬拉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方面要看到其中面对的困难，也要看到合作之后共同获得的利益。

　　颇欣指出，很多泰国经济学家看好“一带一路”的开放合作特性，认为这是中国倡议所具有的独特优势，相信在不断发展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合作框架下，中国和东盟可以携手带动区域繁荣。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三周年。颇欣认为，前两年半的时间主要是处于倡议推广阶段。当然，期间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陆上交通建设达成了许多协议等。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正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也就是把这些项目落地转化成行动的阶段。

　　“泰中双方共建海上丝绸之路虽然目前没有具体的项目，但是很快就会实现。”颇欣认为，随着泰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新国王哇集拉隆功陛下的继任，未来泰中两国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因为泰国皇室一直和中国保持很密切的关系，相信第十世皇时期，泰中关系会更加密切；虽然泰国国内的政局近年来一直不是很稳定，但在外交上，两国政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两国民间的交流上关系也一直非常密切，“有血缘关系”“有兄弟一般的友谊”。很多泰国的华侨华人非常愿意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谈到中泰铁路，颇欣说，这个项目在英拉政府时期泰中双方就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合作协议。现在泰国这一届政府，也在推动这个项目。“泰中铁路是我们大家共同渴望的一个交通线路”。他称，这个项目前期的一些计划已经在做了，不久的将来，实际的铁路建设就会开始。

　　颇欣希望，泰中双方能够秉承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互利、互惠、公平地推动双方的共同发展。

　　对于未来如何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和平、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颇欣建议：

　　第一，要帮助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政府和人民理解合作共建的目的，是为了携手消除人类的敌人，例如自然灾害、贫困的威胁、日益恶化的环境、全球变暖以及恐怖主义的威胁等。

　　第二，要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避免过激的民族主义，因为过度的民族主义会阻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进展。

　　第三，要建设更多先进的港口，来连接南海和印度洋。可以将中国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成功项目推广到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这些国际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港口，它还是连接国际投资与管理的纽带。

　　第四，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参与位于泰国南部的克拉运河项目，使其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桥梁。现在，马六甲海峡是目前两大洋之间唯一的连接点，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线路越来越拥挤，河道越来越浅等。与马六甲海峡相比，这条线路会更加安全，会缩短2至3天的海运时间。项目一旦成功，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都将受益。

　　第五，应该更多地研究泰国学者提出的南海多边渔业开发协议，包括东盟和中国投资大型养鱼场等，以拓宽东盟各国的业务合作，共享利益，最终实现南海的和平。

　　第六，中国与东盟各国可以在泰国南部地区建立国际经济开发区。这个经济开发区，由东盟各国以及中国等多个国家来共同投资建设，并作为各国在经济上互利共赢的一个典范。

    李向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义利观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三年，然而国内外对“一带一路”的含义还有许多误解。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在谈如何对接“一带一路”时，总是希望从中央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获得更多的投资项目。在国际上这样的误解就更多。有的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有的说是中国的一系列对外援助项目。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我们有必要对上述种种错误和偏颇的解释作出回应，明确‘一带一路’的义利观，否则对‘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就会产生数不清的障碍，甚至有些障碍已经显现出来。”

　　李向阳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的一个目标是通过与沿线国家的更加深入的经贸合作，为自身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既然要发展、要崛起，那么“一带一路”就不能是单纯的对外援助。因为光靠援助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而“一带一路”的目标必须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起来。因此良好的义利观非常重要。

　　“义利观是一个典型的儒商概念。”在李向阳看来，“一带一路”的义利观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让经济增长真正惠及所在国的当地民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保证企业微观层面的投资收益，同时又实现国家层面的好名声好口碑，真正使“一带一路”战略得以可持续发展。他表示，在当前实践“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十分需要一套机制来兼顾长短期的目标。这就需要处理好五个问题：

　　第一，要协调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国企业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经常受到当地政府轮替风险的影响。这就需要“一带一路”既能帮助当地经济发展，又能让当地民众接受“一带一路”的理念。为此，“一带一路”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企业参与。而参与到其中的企业又需要兼顾自身盈利和为国家树立好口碑等问题。为了树立好口碑，企业一开始可能是会亏钱的，因此政府需要有一套机制帮助企业在长期投资层面保证收益。另一方面，对于“一带一路”的理念宣传方面，无疑是要国家参与的。企业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独立进行理念宣传，所以必须由政府牵头开展“一带一路”理念的普及工作。

　　第二，要协调好各种各样的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沿线有各种各样的自贸区、经济带，还有许多次区域的产能合作区和工业园区。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合作机制，这增加了“一带一路”的不确定性和理解难度。因此政府有必要明确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合作机制。

　　第三，要构建一套完善的融资机制。参与“一带一路”的主体众多。各国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各类社会机构……各方所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一带一路”的融资机制就是要兼顾各方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各种利益诉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协调中资企业与外企企业的关系。只有做到了开放、公平、统筹兼顾，才能让“一带一路”形成可持续的利益共同体。

　　第四，要创造能普遍惠及民众的经济载体。“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互联互通。有的人把这理解为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联通，现在看来这还不够。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业园区出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铁路、港口附近，而这些工业园区进而形成了“一带一路”的经济走廊。正是经济走廊的出现真正地惠及到了当地民众，从而保证了“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要促进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履行社会责任。以往中资企业走出去后对当地的社会责任承担较少，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虽然很多，但是并没有获得当地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能等方面的合作，不能只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简单转移出去，还要为当地的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

    黄靖：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为永久稳定南海局势奠定基础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离不开南海，而东南亚国家、南海周边国家也可以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快速发展的契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为永久地稳定南海局势奠定重要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题为《南中国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题演讲中如此表示。

　　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南海，地理位置独特，战略位置重要。“随着中国的发展，南海已成为当今中国对外发展的唯一通路。如果中国没有对南海有一定掌控权的话，国家的安全甚至得不到保障。”黄靖表示。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但为何近年来会出现如此大的问题？黄靖认为，第一，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具备的实力，使得中国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有了对周边地区的实际掌控能力，且与日俱增。这引起了南海周边国家的焦虑，他们需要域外的大国来制衡。第二，2010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南海问题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重要抓手，也迎合了东南亚国家平衡中国的需求。

　　南海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因为它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也是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在战略主动权上的一个长期的较量。具体而言，首先有两个层面的博弈。一是中美之间的博弈，目的是在战略平衡转移的过程中争取战略主动权；二是中国与其他争端国的博弈，这牵涉到国家领土完整、国家认同和资源的争夺等。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博弈，国家力量都很不对称，又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其次，卷入纷争的国家都采取平衡战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他们在政治上依然以美国为标杆，但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向中国靠拢。从数据可以清楚看出，例如，2000年到2015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增长了6.78倍，而美国和东盟的贸易只增长了0.7倍。因此，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许多国家在对外政策中都采取了“平衡政策”，政治上还是靠美国，但经济上不得不要靠中国，“每个人都玩两面游戏，局面当然非常复杂。”

　　黄靖认为，尽管南海问题如此复杂，但中国在应对与处理上却是可圈可点。第一，在比较有争议的十一段线或是九段线或是U型线上，中国始终采取一种战略模糊的政策；第二，中国采取多边合作谋求发展，多边协商管控危机的策略。第三，双边谈判协商妥善解决问题，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在黄靖看来，最近的南海裁决案是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政治上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南海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不能法律解决”。他认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和平谈判。”

　　如何谈判解决呢？黄靖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举行的上海亚信会议上提出，中国和周边亚太国家的合作发展目的是走向“双赢”的局面，要通过经济发展促成共同的利益，打造命运共同体，在经济上和安全上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合作安全机制”的新概念。

　　黄靖认为，丝绸之路建设正是遵循习近平主席的理念，通过共同发展经济来打造命运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在南海问题上，形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由此来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南海问题，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黄靖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外援计划，更不是“马歇尔计划”，“它是一个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在法制的基础上推动的一个经济合作发展计划。”该计划主要为了改变沿线国家基础建设薄弱现状，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基础设施来打造长期的共同经济利益。

　　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量大、周期长、风险高，因此需要中国发挥自己的主要作用，用“国家引领、企业参与、遵守法制、市场推动、因地制宜、合作双赢”的方式，把长短利益结合起来，把义和利结合起来，由此打造一个命运共同体。

    李焯芬：“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发展

　　在17日举行的第二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总的构思是希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基础设施与经济建设的同时，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上来共同推动沿线国家的社会、文化等合作，增加彼此之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2013年，亚投行筹建倡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诞生而提出，并于今年正式开业。亚投行的建立，旨在通过融资贷款发展基础设施项目，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增长，促进私营经济发展。李焯芬说：“基础设施建好了，就能把本地的产品送到国际市场，能提升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也能帮助国家的工业发展与引进外资。基础设施同时也能承载各种资源来帮助经济的发展。这其实也是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的一条经验。”

　　李焯芬称，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引进资本，主要是通过公路、高铁、港口、机场等的建设，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在经济学里现在也走向一般化，已经有不少的例子。

　　目前，东南亚的高铁网处于建设时期。在东南亚，从中国昆明到东南亚的各个国家的公路网已经基本完善。其中，中国参与了不少有关的公路、铁路的建设。李焯芬称，东南亚各国也在大力推动他们的基础设施。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包括南亚的一些国家，他们未来二十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是很大的。当前，巴基斯坦和中国合作的中巴经济走廊也已经进入了建设的高峰期。李焯芬说，“中巴经济走廊不单是公路网、高铁那么简单，它还可以把中东的石油直接送到中国西北的新疆，那就省了沿着印度洋运载石油这个长长的旅程。”

　　中国现在也处于经济建设的高峰期，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帮助海丝沿线国家、东南亚乃至非洲国家，带动他们的基础设施，通过他们的基础设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合作。

　　李焯芬说，西方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半个世纪前已经建好了，中国过去三十年来才发展自己的基础设施，起步晚。不过可以把一些新的技术，包括IT\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新的一些施工的设备介绍出去。因为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创新，技术已经比西方超前得多。现在中国有条件帮助“一带一路”包括海丝沿线国家来建好基础设施，技术上可以，财政上也可以通过亚投行来支持，以及通过商业融资来实现。

　　李焯芬称，“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更多相关人士和机构参与进来，包括社会科学、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做有关的研究，因为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宗教文化跟我们中国都不一样。他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里面有很多伊斯兰国家，他们的金融法律制度都跟宗教有关。我们如果要和他们做好合作，肯定要了解他们的宗教文化背景，了解他们的历史。”

　　李焯芬建议，在推动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研究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金融法律制度等。“beat365英国官方网站现在有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可以发动老师做这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也要和海丝沿线国家的一些对口的单位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他表示。

    （原载于2016年12月20日第861期《beat365英国官方网站报》）